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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与传承
 
时间:2009-02-01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傅斌
共阅:[8485]

        近期,由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发起主办并引起各地积极响应的西安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上,22个全国重要大遗址所在城市主要领导会聚一堂交流保护管理经验心得,共同谋划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未来城市社会发展对策。在江苏常熟举办的以“科学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政府的责任与作用”为题的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县(市)长论坛,在一级地方的层次上探讨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问题并发布《常熟倡议》,这不仅是政府主导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行动,而且是政府主要领导相互之间的经验交流和理性探讨,确实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由部门和行业行为向社会行为转变。

        在民间方面,首都大学生联盟高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和中国文化遗产民间保护天津论坛,以及中国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专题成果展览,完全由青年学生自己和市民发起和组织,表明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已由原来类似陕西农民报告新发现青铜器、黎坪侗族同胞抢救本村被洪水冲垮的国保单位风雨桥那样的零星的、自发的行动,逐步发展到理性的、自觉的思考和有组织的探讨与参与。这些无疑让我们看到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的希望。

        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相关的单位、专家向政府其他部门、非政府组织、公众的扩展,尤其是一些80后甚至是90后的参与,则是真正的文化遗产主人意识的觉醒和体现。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事业不仅公益性极强,而且有深厚的文化与科技内涵,参与的过程中也能够充分地增加知识,提高公民的文化与道德素质,因此,在社会关注与参与方面应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行动需要理论的指导,更广泛的参与行动就需要更系统、科学和深入浅出的理论的指导。应该说,上述这些可喜现象的背后,近年来文化遗产概念和若干新理念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是极大的推动力量,尤其是2005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确定设立全国性的文化遗产日,更是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建立政府主导,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新体制的过程中,专家、行业与主管部门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包括政府其他部门、广大群众提供正确的、系统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理论、方法。在此,我想集中谈谈近年兴起的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与传承理念。

        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与传承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观念上应强调整体地、关联地、生态性地对待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在人与自然、社会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是多样的、多态的。遗产与遗产之间,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遗产的局部的损坏,将会造成整体价值的贬值。比如历史文化名城或者街区,仅仅在其中插入一个现代的高层建筑,不仅会引起视觉风貌的变化,同时也会引起道路交通、人流、物流的变化,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进一步的道路扩张,人口增长,区域产业结构等将不得不进行调整,文化遗产的本体与内在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整体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之一,文化遗产概念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对单个文物到建筑古迹遗址到整个的历史街区、名城名村名镇,乃至跨地区的线性遗产和文化景观等,就是整体性观念的不断发展。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召开的第15届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西安宣言》,强调对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风貌的整体保护,既具有中国文化视角特色,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在这样的视角下,需要我们将遗物与遗迹,遗产的局部与整体,人文遗产与自然遗产,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遗产本体与环境等结合起来进行观察、思考和处理。这种视角是系统论的视角,其实也是生态学的视角。生态学研究和处理事物(主要是生物)生存的空间、物质与能量关系,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其实也需要科学地认识和处理各相关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要以生态文明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科学地处理社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以谋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应该成为一个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观。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确实需要一种系统的、生态性的思维与行动。生态系统中,每个生物体或者事物都有一个自己特定的生态位,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就是在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与动态发展中为其存在找到合理的位置——包括价值位置与作用位置。因此,文化遗产传承既要强调保护,也要探索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实践上应探索多元主体、多种层次和多种方法的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仅是专家、特定单位和主管部门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对文物本体的加固维修复原的科技与保护等,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团体、法人、志愿者、公民,都是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方以及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主体。文化遗产作为公众资源和财富,大家都是其主人,因此应发挥主人翁意识与作用。文物部门至多只是受托者,在这个过程中多发挥一些作用、多承担一些责任而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让文化遗产延年益寿,但是光有专家的理论方法技术这样的医术是不行的,文化遗产主人的态度,文化遗产生存的社会制度、体制、环境等,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遗产保护是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比如遗产旅游,旅游参观者对遗产的保护也是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对于不同的文化遗产,应该区分对象与情况,采取多种层次多种方式的保护,从救命性的抢救,到对损坏的复原维修,到日常的维护与保养,到挂牌、宣传、教育以改善文化遗产生存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等预防性保护,等等。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曾经系统归纳和发布过造成文化遗产损毁的上百种自然和人为因素,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总起来说就是要系统地去除这些因素。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社会更多方面的参与,同时也应为社会参与尤其是非专业部门和人士的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手段以及引导和指导。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实践上,要探索包括政府、部门、单位、专家、公民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力量多元主体的保护与多种层次的保护;要探索管理性保护、规划性保护、技术性保护、养生性保护等多种保护实践的结合,尽可能全面地减少遗产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性因素。对这多元主体、多种层次和多种方法的保护与传承,更需要科学的引导规范与协调管理。

        第三,价值上应实现以人为本的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是因为人而产生并具有其存在价值的。文化遗产和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考古学研究强调从物(文物、文化遗产)见人,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是评价文化遗产价值的标尺,而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也主要是指其所荷载的价值,保护遗产本体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价值的载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一个主要的手段就是传承人的保护,因为在这里,人和遗产本体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对文化遗产保护来说,离开人,一切都无从谈起,保护更是为了人的保护,是为了提升和满足人的多层次的文化与社会需求,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承,通过人来传承并进而实现人的发展。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各个环节,都应该首先考虑到人的因素,包括古人、今人和后人。对于文化遗产,要从人出发进行价值挖掘,遗产研究与价值评估中要从物中见人;要和人关联起来进行保护,因为遗产活在人中,活在社会中,专家是遗产的医生,公民是遗产的主人,社会文化是遗产生存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关注传承人的保护;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尤其要注重探索关注民生的保护与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文化是人超越肉体的适应和生存方式,是人体的延伸,尽管文化遗产也像人一样,不可能永恒存在,但是,如果和人联系起来看待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的存在具有人一样的尊严,具有社会价值,受到科学、合理、人性的对待,文化遗产有限的存在才谈得上是有意义的存在。

        最近的全国文物局长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高度赞扬新疆坎儿井的保护案例。曾经在新疆人民生活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1000余条坎儿井,由于社会与环境的变化及各种干扰,很多已经受到毁坏或者废弃,而其实在新疆干旱少雨的环境下,它们本来是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为此国家启动了坎儿井的保护计划。但是水利部门的保护与修复方案因对坎儿井的遗产本体破坏太大而难以被接受,文物专家的保护修复计划则价格高昂,工期缓慢。新疆的文物部门创造性地启动了社会参与的群众自救性坎儿井抢救修复计划,并举办坎儿井维修传统工匠培训班,指导工匠在传统技艺修复中引进文物保护的理念和做法,不仅将坎儿井的维修保护成本从原来的数百万降低到数十万元,而且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工作机会,为改善当地生活生产用水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保护和传承了坎儿井的民间维修保护技艺。应该说,坎儿井的项目,就是一个综合保护与传承的成功案例。

        在当今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中,文化遗产和社会发展的关联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就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统筹协调,而只有当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能够惠及于民,人民真正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时,保护与传承的社会环境将会更好,途径和办法也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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